m6米乐安装m6米乐安装第一个字是“命”。你必须认命,比如说你生在哪一种家庭,你长成什么样,你没法选择。你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和你生在一个大富豪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命,你不能选择的。这叫“命中注定”。
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运”,“时来运转”的“运”。这个“运”是动态的,如果说“命”是注定的、不动的,而“运”则是动的。我常常觉得自己有很多“时来运转”的时候,也有很多运气很糟糕的时候。好多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可就是发生了某种“运” 。比如当时我们刚大学毕业,作为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年轻教师,想和伙伴们办一个能发表年轻人文章的学术刊物,并难免有几分狂妄地拟名为“当代英雄”。为此,1958年“反右”已经快结束了,我还是被补进去,划成了“极”。我为此离开学术界二十多年。后来我搞比较文学,也真是“时来运转”。那时已经是1981年了,我都已经五十岁了。也是非常偶然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我选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了,而且,不单是在哈佛大学访学了一年,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人来哈佛大学开会,看见我,就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做两年客座研究员。我完全没有想到!怎么可能呢?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都是很好的学校。后来,我就相信这个“运”,就是说“时来运转”。“运”是不能强求的, “运”没有来的时候,强求也没有用。当运气很坏的时候,你不要着急,运气很好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怎么了不起,它是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力量在后面推动的,并不是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第三个字是“德”,就是道德的“德”。道德是任何时候都要“修”的,孔夫子讲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如果你不讲“德”,不讲“学”的话,那是非常大的忧患了。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我总觉得自己要做个好人,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像费孝通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因。一般普通的老百姓也不一定就“望子成龙”,可是他希望孩子是个好人,不要是个坏人,这是生存在我们老百姓文化中的一个基因。在我最困难、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我生活的支柱,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尽管那时什么权利都被剥夺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个好人。我在乡下被监督劳动时,正是大饥饿的年代,领导要求我创造一个奇迹,要把四只小猪,在不喂粮食的条件下,也能养肥了给大家过年。就这个任务,当时我真的很着急呀,每天满山遍野地让猪拱食,到处给它们打猪草。后来把那些猪养得还可以,反正不算肥,但是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吃得挺高兴,我觉得也很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就算在很困难的环境里,还是要独善其身,竭尽全力,做个好人,所以老乡都很喜欢我。当时我住的那一家,老大爷是个放羊的,他去放羊的时候,捡到一个核桃、几颗花生什么的都带回来给我吃。那时候的下放干部很多都得了浮肿病,因为粮食不够,可是我没有得浮肿病。如果那时候看不见前途就完全消沉,什么也不想干了,或者说你对老百姓很冷漠,对大家很抗拒,如果没有“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就会觉得日子没法过下去。
第四个字是“知”,知识的“知”。“知”是你自己求的,就是说你要有知识,要有智慧。这一点,我觉得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即使在放猪的时候,我也一边放猪,一边念念英文单词,没有把英语基础全丢掉。我原来是喜欢外国文学的,特别是屠格涅夫等作家的小说。他写的女性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很奇怪,一方面是那种特别进取的,像我喜欢的俄罗斯文学都是比较进取的,立志要为别人、为大众做一点事;另一方面,中国的诗词曲,特别是元曲里那些比较消极的东西对我影响也很大。比方说我年轻时老爱背诵的那些元曲:“朝如青丝暮成雪”“与鞋履相别”“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之类。这些知识对我以后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知道一点西方,又知道一点中国,然后又运气好M6米乐APP,到了哈佛大学,接触了比较文学学科,这就使我有了从事比较文学的愿望,特别喜欢这个学科,也看到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未可限量。所以这个“知”对人很重要,有时也会决定人的一生。如果你没有接触这个知识领域,没有看过相关的书,那就不可能向这方面发展,你这个人就会很闭塞,可供你选择的道路也会很少。所以,我很看重这个“知”字。
第五个字是“行”。上面谈到的一切,最后要落实到你的行为。这个“行”其实是一种选择,就是当你面临一个个关口的时候,你怎么选择。人所面临的选择往往是纷繁的,也有很多偶然性。即便前面四个字你都做得很好,可是这最后一步,当你跨出去的时候,你走岔了,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或者你这一步走慢了,或者走快了,你照样还是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我觉得我自己遇到很多这样的关口,例如那时到苏联去开会,领导真的很挽留我,告诉我可以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兼做国外学生工作,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北大。后来季羡林先生给我的一本书写序的时候说,乐黛云这个选择是对的,可能中国失掉了一个女外交官,但中国有了一个很有才华的比较文学开拓者。这就是说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有时选择对了,有时选择错了!选择对了,运气不来也不行。记得我大学毕业时,彭真市长调我去做秘书,我选择不去,但也由不得我!没想到一来二去,当时竟把我的档案弄丢了,我也不想去找,后来也就算了。这样,我还留在北大,这就是选择和命运的结合。
1931年1月31日生于贵阳;1935年进入天主教教会小学——善道小学;1939年因抗日战争疏散到贵阳远郊乌当,在家自学;1942年迁花溪,入贵阳女中;1945年考入国立第十四中学;1946年转入贵州中学。
担任北大鲤鱼洲草棚大学“五同教员”(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改造思想、同教育之谓)。
在纽约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发言题目为《中国文学史教学与比较文学原则》,载于《比较文学年鉴》(Year 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接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在该校东亚系担任客座研究员,开展“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并撰写回忆录To the Storm。
在北大中文系开设“20世纪西方文艺与中国现代文学”专题课程,陆续开设“比较文学概论”“比较诗学”等课程。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作《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报告,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与卡洛琳·威克曼合著的To the Storm在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获美国加州湾区优秀文学奖。
随翰、王佐良教授赴美参加第二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提交论文《中国小说叙述模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参加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提交论文《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卢卡奇对布莱希特与胡风对周扬》,该论文同年发表于《文艺报》,同年10月被《新华文摘》转载。
《比较文学原理》M6米乐APP,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于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出席在贵阳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以特色和独创主动进入世界文化对话》。本文载于年会论文集《面向世界》,并由《理论与创作》杂志转载。
参加《读书》杂志组织的中外著名学者笔谈《比较的必要、可能和限度》,写《转型时期的新要求》一文参与讨论。
出席在东京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发表论文《中西诗学中的镜子隐喻》。同年10月该文载于《文艺研究》,英文载于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3届年会论文集Literature and Vision。
在突尼斯参加主题为“从‘不可见’到‘可见’”的国际研讨会,发言题目为《意义的追寻》,讨论了中国古诗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追寻。
在湖南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中西诗学对线年出版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并为该书写了《比较文学新视野》(代序)。
出席在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年会,发表论文《中国诗学语境中的言、象、意》,讨论了中国诗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特点;载于1996年出版的《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论文集,英文版载于1999年出版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年会论文集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w Theories and Practice。
《世界诗学大辞典》(与叶朗、倪培耕共同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1998年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大召开,发表论文《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与勒·比松共同主编),中文版、英文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法文版2003年在法国出版。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联合组织“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讨论会,接待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四届第三次理事会(来自26个国家),发表论文《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原则》。该论文英文版1997年载于Cultural Dialogue and Misreading。
在《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发表《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该文1997年被《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报》第一期和《南方文坛》转载。
出席在荷兰莱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并发表论文《文化差异与文化共存——东亚文学史的一个个案研究》。
与孟华、陈跃红、王宇根,因《“比较文学概论”文学教学的新突破》获1997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远近丛书》(主编),中文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法文版1999年由法国DDB出版,意大利文版2000年由意大利Servitium出版。
参加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21世纪与新人文精神》。该文入选2000年出版的《迈向比较文学新阶段》论文集。为该书作序《迈向新世纪: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
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前景》。
应斯德哥尔摩大学邀请,赴瑞典参加中国哲学讨论会,提交论文《多元文化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视野》。
参加在香港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七届年会,提交论文《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发表主题演讲《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参加澳大利亚悉尼第十四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提交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对化解文化冲突可能作出的贡献》。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发言题目为《站在跨文化对话的前沿——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主编《中学西渐个案丛书》第二辑:《中国禅与美国文学》《荣格与中国文化》《伏尔泰与中国文化》《黑塞与中国文化》。
编辑《跨文化对话平台丛书》,包括《编年史:中欧跨化对线)》中文版和法文版、《中法文化对话集》和《他者的智慧》。
主编《中国经典传播个案丛书》第一辑6种:《孔子在西方》《孟子在西方》《老子在西方》《庄子在西方》《〈文心雕龙〉在西方》《〈沧浪诗话〉在西方》。
参加由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的“跨文化对话暨丛刊十年庆国际研讨会”。
参加国家汉办主持的“五经翻译座谈会”,提交论文《诗歌的翻译是可能的吗?以〈诗经〉的翻译为例》。
赴贵阳参加“全国名家看贵州”采风活动启动仪式暨贵州日报《27°黔地标》文化周刊创刊活动,为贵州文化大讲堂首次讲《中国文化面向新世界》。
《清溪水,慢慢流》《长天依是旧沙鸥》《跨越文化边界》《漫游书海》《得失穷通任评说——他人评论》,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发表访谈《乐黛云:革故鼎新心在野,转识成智觉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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